2010年，这位前篮管中心主任捧出37万字自传体的改革总结，再次为中国篮球的发展献上自己的改革经验，在中国的体育官员中，对自己职业生涯剖析如此最为透彻和坦诚，李元伟树立了一个榜样。
人物简介：
李元伟，生于1948年。历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，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，中国篮球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，亚洲篮球联合会主席。
任篮管中心主任期间，力推中国篮球职业化改革。借鉴国外成功职业联赛模式，推出中国篮球“北极星计划”。取消联赛升降级，实行联赛准入制，成立CBA联赛委员会。
在任期间大胆启用外教，两届奥运会，男篮均进入前八，女篮在北京奥运会上杀入半决赛。
言论：
现有体制也为项目领导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，关键看对所领导的项目生存发展的环境怎么认识，对于运动项目发展规律怎么认识。同时有没有积极的进取心，有没有强烈的改变项目面貌的动机、决心。这非常关键。
李元伟，为中国篮球市场化开了头
在任这五年，他尽可能地抓紧一切时间，为篮球的发展做一些准备做些尝试，诸多艰难与挫折，但他认为，这些尝试对“发展职业篮球是必要的”
本刊记者/唐磊
广州亚运会中国男篮夺冠的第二天，王治郅给李元伟发了条短信：“昨日的冠军也献给您，谢谢李主任。”类似的情形发生在北京奥运会奥运村开村仪式上，王治郅拉着李元伟合影，说：“感谢李主任给我创造了回国打球的机会。”
2002年夏，NBA赛季结束后，王治郅选择留美继续磨练球技，没有及时回国参加国家队集训，最终失控发展成“王治郅滞留美国不归”。
2003年，李元伟上任篮管中心主任后，即开始协调运作王治郅归国。经过四年的努力，李元伟协调了国家队、体育总局、八一总政治部、媒体等多方面工作，并且多次亲自和王治郅联系、见面，终促成王治郅回国。
李元伟从不否认解决“王治郅事件”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备战奥运会，作为运动管理中心的领导，奥运会的成绩是最终考题。
“我也做好了大郅回来后，不一定用得上的准备，毕竟他当时的训练不系统，比赛也打不上”。即使如此，李元伟也认定当年这个“险”冒的是对的，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运作他回国，也体现了对人的尊重，对人的价值的认可。“这是中国体育界落实以人为本的实践，也是范例。项目领导愿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做，这是关键。”
本届亚运会上，少有悬念的男女篮、女排都获得了金牌。有人说，2009年1月卸任的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主导的一系列改革尝试，直到现在还在惠泽中国篮球。在任上“革自己命”，卸任被圈内怀念的体育官员，在中国体育界还颇为少见。
“采取什么措施发展职业体育，三大球问题解决要靠社会化市场化，不能单纯靠行政命令，行政手段能起到更大的作用，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。这是由运动项目规律决定的。”李元伟很简单地总结自己在任五年期间的改革心得。
随着李元伟离任，篮管中心的做事风格、政策制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CBA联赛办公室被取消、联赛大赞助商合同期满后不愿续约、俱乐部被要求加强同地方体育局合作……加强举国体制，也被现任领导公开强调提出。
2010年6月，李元伟出版了自己的书，回顾自己五年的篮管中心主任生涯。书中尽显一位体育官员在现有体育制度内改革探索的艰辛。
“这五年我尽可能地抓紧一切时间，为篮球的发展做一些准备做些尝试，包括职业联赛改革、国家队备战模式改变、群众性篮球开展、篮球资源整合开发、篮球文化建设，都在尽可能探索。我认为这些发展职业篮球都是必须要的。但毕竟时间比较短，只能是开了个头。”李元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“写个东西留在那儿，为的是便于后人来思考。至于对不对，要靠实践来说话。”
“联赛为本是对的”
改革，但同时要全力保障国家队战绩。这两个目标有时是矛盾的，可现阶段，唯有保障国家队成绩，才能为改革赢得时间、争得空间，李元伟深谙此理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有很多职业化的操作也因现有的中国体育制度而无法深入进行，李元伟这5年更多是为未来的职业化发展做尝试和准备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在任时，联赛改革和国家队成绩之间的平衡怎么拿捏？
李元伟：职业联赛是国家队成绩的基础，联赛为本是对的。国家队方面，就是组织强有力的中外教练班子，吸取国际上备战大型运动会的模式经验，同时尽可能增加联赛赛程，增加对抗性，提高中青年球员的比赛经验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如果联赛按照理想的职业化操作，但无法长时间集训国家队，造成国家队成绩下滑，上层领导可以接受吗？
李元伟：搞好职业联赛，和国家队备战会有矛盾，但不是不可调和的。找一个合适的点很重要。
我们(篮球)的集训是走过弯路的，长期集训，甚至有极端说法是圈养。这确实未必是国家队集训的最好方式，如果职业联赛水平很高，国家队就不需要集训那么长时间。但现在联赛水平还不高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成立了篮管中心和俱乐部组成的联赛委员会管理联赛，但其实管理权还在篮管中心。现阶段，行政化、职业化两种管理权力怎么平衡？
李元伟：要承认现在还是在半职业化向职业化转变过程中，篮协和篮管中心还是应该发挥主导作用。吸收俱乐部投资人或代表参与管理，采用民主的方式决策，实际上是为未来的联赛管理做准备、尝试。这是一个进步。我认为是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现在还有人在诟病投票问题(联赛委员会投票)。我要说这是管理的一大进步，我完全可以采用过去的方式，就是篮管中心做个决定，说谁进CBA谁不进。但投票的方式反映所有联赛参与者的意志，这是符合职业联赛发展要求的。
投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是前进中的问题，不能说这个制度不好。
我是体制的受益者，也受制于体制
赋闲的李元伟常常会参加一些体育研讨会、学术沙龙，或是体育总局政策性课题的研究评审。在这些场合，李元伟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，甚至比在任时更坚定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很长时间以来，每次大赛都会引发对中国体育改革的一次讨论。
李元伟：这实际上反映了北京奥运会以后，群众对于体育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，对体育价值的评判标准正在发生变化。探讨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，对于中国体育未来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。
旧的体制有历史存在的必然性。首先要肯定这个管理体制在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，做出过巨大贡献。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体制是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，几十年没有大的改变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中国体育的改革力度很大，但为什么突然停滞了？
李元伟：当时的体育改革是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。比如，当时明确提出中国体育要走社会化、产业化的发展方向，当时提出全民健身计划、奥运争光计划。推出了体育彩票，大大缓解了资金不足的问题。
尤其是推出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，成立了众多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。当时非常明确，管理中心这种形式，是由事业单位向协会实体化过渡的产物。
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，但没有继续推行下去，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。进一步加强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位置，从某种程度上大家可以理解，毕竟奥运第一次在中国举行，运动成绩当然非常关键。客观上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就减缓了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在现行的体制内，体育官员要改革，你认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
李元伟：我们工作的时候也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。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让你可以强有力地实现你的目标。
但同时你也受制于这种体制。改革，只能在一定程度做，比如如果影响到奥运备战那就不行。
这种体制也为项目领导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，关键看你对所领导的项目生存发展的环境怎么认识，对于运动项目发展规律怎么认识，同时有没有积极的进取心，有没有强烈的改变项目面貌的动机、决心。这非常关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