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 浩
砚，作为华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，为文房四宝中之首宝、至宝，历代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中藏砚家层出不穷，如柳公权、李后主、苏轼、米芾、宋徽宗、朱彝尊、黄任、乾隆、纪昀及近代沈汝瑾、徐世昌等等，无不对名砚趋之若渴、视如拱璧。或赋诸铭辞，或刊诸图谱，织成一派独特的砚文化亮丽风景。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就曾以一座砚山换得一处晋唐名宅，其价值连城，可知矣。
然而，砚文化今日出现断层，已成不争的事实。如何使这一蒙尘明珠重放光彩？这也是有三十年砚收藏经验的火来胜先生思虑的问题。
火来胜的收藏之路始自名人字画，经过多年集藏，已有一定规模。后来接触古砚，以为名砚可玩可赏之外，比瓷器、家具等古玩文物具有更丰厚的人文特质，遂乃“移情别恋”，专注于古今名砚的收藏。“砚是高档次的收藏品类，历来为文人所好，尤其从砚的铭文中，可以看出古代文人是如何抒发情志的。”火来胜举例道，明代赵南星有一款东方未明砚，因为当时他正在和魏忠贤的阉党进行不懈斗争，所以在铭文中写道：残月荧荧，太白炎炎；鸡三号，更五点，明日上章击大阉。事成封汝功，不成携汝贬。
此外，火来胜从收藏砚的过程中体会到许多流传悠久的生活哲理。比如有一方苦行僧端砚，铭文写道：行也布袋，坐也布袋；放下布袋，何等自在。“这些铭文都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，似乎能让人忽然醒悟一些道理。”
在火来胜看来，砚台是一种综合艺术形式，包含了绘画、书法、篆刻等艺术的特点，具有材质、人文双重内涵。砚既能记载历史，也可以从它身上看出历史变迁，浓缩出一部中国古代雕刻史。
“就材质而言，好砚可以和玉相媲美。”火来胜在收藏古砚时，尤其喜欢把心爱的微型行箧砚别在腰间，或是当作掌中宝，仔细把玩。而这个过程，似有和自然相融合之感。他也收藏了一个“天作之合”的古砚，名为虫蛀仔石古宝砚，正是适合拿来把玩。此砚为天然圆形仔石端砚，外形似圆鼓，正面上部为天然虫蛀墨池，最为奇特的是墨池像一节断藕，似神来之笔，巧夺天工。该砚苍黑、古朴、温润、细腻、致密坚实，砚堂有清花、鱼脑冻、火捺、胭脂晕等名贵石品，抚之若婴儿肌肤，握之稍久，掌中水滋，滴水研墨，墨泛油光，可谓浮津耀墨的无价之奇才。参观者对之均有天然遗砚之感，看此砚的包浆，专家们定为明代砚，但在该砚存世的五百多年中，除了留有自然的包浆和藏家的印痕外，没有留下任何刀琢的痕迹，就如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的邻家美女那样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。
而火来胜另一方喜爱的老坑圭璧样官制端石砚，则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理念。此砚形制较大，质地采用广东肇庆端溪老坑石，触之细嫩，石品丰富，金线、火捺、蕉白、青花相互辉映。砚式是经典的圭璧式，刻双龙、灵芝、桐叶等纹饰。此砚贵在取料上品，砚式儒雅，制作精美，风格雍容华贵，尽显乾隆盛世之风采。砚式中圭与璧的和体象征着江山社稷，其背自上而下由一片桐叶所覆盖，寓意着“江山一统”、“万国来朝”，体现出大清帝国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的王道与皇权思想。
从藏古砚的过程中，火来胜体会到赏砚可以培养人的性情，使藏者慢慢地会滋生出一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、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。“这从抓阄就可以看出，如果婴孩抓住的是砚，那大家都会认为他将来会很有学问，说不定能金榜题名，成为国之栋梁。”
一方好砚就如同一个正派人，收藏的砚多了，似乎就能给别人传达出一个信号：正气、正派。
